传自远古的河图洛书究竟为何物，先秦经籍中没有明确的说法。到了西汉末，随着谶纬之术的兴起，出现了大量冠以“河图”“洛书”的图谶之作，也就是一些预言吉凶的神秘性作品。由于后世王朝禁绝图谶，这类著作在隋唐之时就渐渐散亡无传了。北宋以降，在易学领域出现了一种黑白数点图像样式的《河图》《洛书》。这种《河图》《洛书》的出现可以说是宋代易学史上的第一件大事，为《周易》学说体系开辟了新的学术论域，增添了新的思想内容，形成了一股绵延数百年的易图学思潮。但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始终面临诸多分歧与非议。崇尚者以之为“天地自然之易”，为古圣画卦之所本；批驳者以之为“妄之中又有妄焉”，“皆可废也”。以今日之学术视野观之，前者之重大缺陷在于所论不合史实，后者之根本问题则在于所考不及哲思。我们今天关于《河图》《洛书》的研究应避免古人之偏失，既要探明《河图》《洛书》的前世今生，将其历史渊源讲清楚，又要揭示其内涵意蕴，将其思想意义讲明白。既要在历史的发展中审视其思想意义，又要在思想的转进中评判其历史价值。

　　清儒黄宗羲、毛奇龄、胡渭等先后对《河图》《洛书》的渊源进行了细致的考证，确切地证明了它们并不是先秦经籍中所说的河图洛书，并指出它们在思想上源自先秦两汉流行的“天地五行生成数”和“九宫数”学说。《系辞上传》有“天地十数”之说，汉儒多以五行生成数说解之，认为此天地十数表征的乃是以阴阳五行思想为内涵的宇宙生化时空图式，一、三、五、七、九为阳，二、四、六、八、十为阴，其中一、六属水，方位在北，时节为冬；二、七属火，方位在南，时节为夏；三、八属木，方位在东，时节为春；四、九属金，方位在西，时节为秋；五、十属土，位居中央，时节为季夏或四时之季。此五行生成数与《尚书·洪范》之五行序数、《墨子·迎敌祠》之四方数、《管子·幼官》之五行时节数以及《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之四时五行数等意义相通。九宫数则是将从一到九之数排布于四正四维与中央，“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它也是一种阴阳五行时空运化图式，表征阴阳五行四时八节的运转与变化。其说也当属先秦旧说，在汉代被广泛应用。《灵枢·九宫八风》《大戴礼记·明堂》《易纬·乾凿度》等文献中均有记载，西汉汝阴侯墓中也出土有“太一九宫式盘”。简言之，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是内涵相通的两种阴阳五行时空生化图式，是以数目为显题的阴阳五行思想学说，是先秦两汉阴阳五行思想学说的理论结晶。但在汉魏之时，它们多被用于阴阳灾变之术，被覆以神秘的外衣，掩盖了其哲学思想的光芒。宋代出现的黑白数点式《河图》《洛书》赋予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两种学说以新的理论形态，一方面接续了先秦两汉以来的阴阳五行思想传统，使其以新的面貌发用于新的时代；另一方面剥除了原有的神秘外衣，将阴阳五行思想学说发展成一套内蕴精深的高度哲学化的理论系统。如果说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典哲学理解宇宙与生命的本源思想的话，《河图》《洛书》就是这一本源思想的图像化与直观化表达。

　　《系辞上传》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宋人创制《河图》《洛书》的直接问题意识，是要回答古圣人是如何取法河图洛书而画卦的。这是一个汉魏隋唐易家未曾正面思考过的问题。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但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宋人的《河图》《洛书》是“假的”，认为圣人画卦就是取法了这样的《河图》《洛书》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但这并不是说宋人的《河图》《洛书》就没有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宋代之《河图》《洛书》，一方面，如上所言，创造了古代阴阳五行学说的新形态，另一方面则开辟了易学研究的新论域，将之转进到新的理论高度。对比观之，汉易象数学致力于八卦与六十四卦的卦爻象、卦爻数及筮数的诠释与建构，通过与天文历数、干支五行相结合，构造起庞大的易学象数学体系。而宋人的《河图》《洛书》说，自刘牧开始就从象数关系展开思考，由汉易象数学的以象为本转变为以数为本，继承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学说，将之创造性转化为《河图》《洛书》，试图从数的演化来探索卦象所以然之理，亦即从阴阳五行之数理的演化来论证八卦之象数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如果说汉易象数学主要是在象数之所以然的维度上诠释易学象数之丰富内涵的话，那么宋代之《河图》《洛书》说则开启了在象数之所以然的维度上探究易象何以如此的新论域。这是宋代《河图》《洛书》说的深层意蕴。以《河图》《洛书》为范型，以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之生成关系为主线，经过刘牧、程大昌、朱熹等易家之努力，在理论上总体实现了阴阳五行之数理与《周易》卦象系统的深度融合，一则以数理图式的方式将阴阳五行学说树立为经典所依循的大道，二则在新的问题意识之中提升了易学象数学的哲思高度，形成了易学象数学的新形态——易学图书学。

　　使黑白点《河图》《洛书》登上学术舞台的是彭城刘牧，其易说盛行于宋仁宗时，允为一时之所尚；而真正将之作为易学之源纳入易经学术体系，使之在元明清三代产生广大思想文化影响的则是大儒朱熹。朱熹提出古圣易学分为伏羲之易、文王周公之易和孔子之易，而在三圣易之上还有作为天地自然之易的《河图》《洛书》。朱熹作《周易本义》，卷首列易图九种，以《河图》《洛书》居其先。他认为，《河图》《洛书》“顺数逆推，纵横曲直，皆有明法”，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二者就是天地造化阴阳五行之道在象数上的自然呈现。《河图》符示阴阳五行生成之常道，《洛书》表征阴阳五行之变体，二者一理相通，内蕴着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之数，因而可以发圣人之智，使之能够透过天文、地理及万物之象而领悟造化之道，并创造性地以卦爻的方式表达出来。如上所言，这种说法从历史的角度看是站不住脚的，但从思想理论的角度看是有意义的。朱熹以《河图》《洛书》为天地自然之易，既是对《易》文本终极理据的追寻，从哲学上深度回答“易与天地准”如何可能的问题，也是为其理学之理气观寻找经典支撑。他说：“气便是数。有是理便有是气，有是气便有是数，物物皆然。”《河图》《洛书》之数就是天地阴阳之气与万物生生之理的显现。理气作为事物存在与变化的两大根基，其具体的运行与创造方式就体现在《河图》《洛书》的数理架构之中。换言之，在朱熹那里，《河图》《洛书》被完全纳入其理学系统之中，成为其理学宇宙论的核心性内容。因此，随着朱熹理学成为统摄元明清三代的官方思想，《河图》《洛书》也就成为此官方思想的代表性符号之一，进而也被认为是整个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之一，时至今日依然具有突出的思想文化意义。

　　（作者系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