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式外交”理念在东南亚的形成与发展，是该地区国家在复杂历史与现实挑战中淬炼出的生存与发展智慧。它以其鲜明的非西方特质和思想原创性，有力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霸权，推动了国际关系知识体系的多元完善，为理解日益多元化的国际政治现实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非西方视角和概念工具。

　　东南亚“竹式外交”

　　“竹式外交”理念的缘起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深深植根于东南亚厚重的历史积淀、独特的文化基因以及浸润于日常的社会风俗之中。东南亚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长期处于多元文明的辐辏之地。历史上，从印度教—佛教文化的传入，到伊斯兰文明的东渐，再到近代西方殖民体系的冲击，区域内诸王国与社群始终在强势外来力量与本土自主诉求的张力中寻求生存与发展。这种绵延千年的历史经验，锻造了东南亚民族一种深刻的地缘政治自觉：深知自身常处于大国博弈的夹缝，唯有保持战略定力、灵活周旋，方能维系独立与和平。

　　“竹”在东南亚绝非寻常植物，其意象已深刻融入区域精神血脉。在佛教盛行的泰国、柬埔寨等国，竹常被赋予“中空”的哲学意涵，象征着谦逊、包容与虚怀若谷的智慧，这直接映射于外交中对多元声音的尊重与协商一致的追求。“竹式外交”在东南亚各国的具体实践中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本土化样态，恰如竹海之中各具风姿的不同竹种。越南的“竹式外交”最为鲜明的特质在于对“独立自主”的执着坚守与“韧性务实”的灵活外交手腕。马来西亚的“竹式外交”则凸显了“灵活适应”的精髓与在动态中寻求微妙平衡的智慧。泰国的“竹式外交”的核心特点可概括为“多头对冲”与“缓冲摇摆”。

　　东南亚“竹式外交”的核心内涵

　　“竹式外交”已从零散的政策倾向或原则，逐步凝练、升华为一套主导东南亚地区对外政策实践的外交哲学，为理解该地区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逻辑提供了系统性的理论透镜。

　　第一，“并立依存与网络共生”的国家间关系观。“竹式外交”学说的核心基础之一，是其对国家间关系本质的独特认知。它摒弃了将国家视为孤立行为体的传统视角，转而认为国家间关系犹如一片茂密的竹林。这种关系观强调国家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处于一个复杂、动态发展的关系网络之中。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任何国家的行为都会在某种程度上牵动整个网络，而网络整体的稳定与繁荣也为个体提供支撑与保护。因此，“竹式外交”重视构建和维护相互依存的关系网络，视其为国家实现安全与发展的根本依托。这种对关系网络价值的强调，迥异于西方主流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对个体国家“自助”和权力竞争的偏重。

　　第二，以“柔韧性”和“关系性”为本体的国家权力观。在权力认知上，“竹式外交”展现出与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显著分野。它超越了后者对物质性权力，特别是强制性权力的绝对崇拜，转而强调国家权力的柔韧性与关系性特质。如同竹子，其强大之处不在于刚硬对抗，而在于其非凡的柔韧度——能在强风中弯曲而不折，能在压力下调整而不毁。这种柔韧性意味着权力的发挥方式并非单向施压或强制，而在于灵活适应环境、化解冲击的能力。同时，权力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所处的关系网络。国家权力的增长与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有效地编织、维护和利用复杂的关系纽带，在互动中寻求力量的平衡与最大化，而非单纯依靠自身物质力量的积累与强制性投射。

　　第三，坚持“过程导向与协作平衡”的互动模式观。“竹式外交”对国家间互动的模式提出了鲜明的规范主张，强调其类比并效仿竹林生长的过程特征。竹子的生长周期漫长而渐进，无法一蹴而就。更重要的是，竹林的繁盛依赖于个体间对阳光、水分、养分等资源的均衡分配与协作共享，过度的竞争会损害整体的生长。因此，“竹式外交”认为国家间互动应高度重视互动过程本身的价值，并在互动过程中，追求一种动态的协作平衡状态。

　　第四，以“共生包容”和“持续稳定”为核心的地区秩序观。基于其独特的关系观、权力观和互动模式观，“竹式外交”塑造了一种鲜明的地区秩序愿景：共生、包容与持续稳定。这种秩序观强烈反对排他性联盟、阵营对抗和零和博弈逻辑。它倡导地区国家如同竹林中的不同竹种，虽有高低粗细、形态习性之差异，却能在同一片生态中共生共荣。因此，“竹式外交”致力于构建一个能够包容不同政治制度、发展水平、文化宗教背景国家的地区秩序框架。

　　第五，坚持“务实主义”与“策略弹性”的实践观。在实践的指导原则上，“竹式外交”展现出高度的务实主义与策略弹性。它深刻认识到东南亚中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和首要关切，即生存与发展。因此，其政策实践以“生存导向”为优先，一切外交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在于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安全稳定与发展空间。

　　“竹式外交”对非西方

　　东南亚地区实践孕育的“竹式外交”理论体系，以其鲜明的本土特色与深刻洞见，为理解区域政治提供了关键突破口，更在理论建构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重维度上，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贡献了不可替代的原创性智慧。

　　在本体论层面，“竹式外交”以根植于东南亚文化的关系性思维，对西方主流理论的物质本体论进行了根本性重塑。它摒弃了将国家视为孤立、坚硬原子的机械预设，代之以“网络化国家间关系观”，强调国家如竹林般根脉相连、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状态。同时，其提出的“关系性国际权力观”超越了现实主义对强制性物质力量的单一推崇。这为国际关系注入了鲜活的社会性与文化性维度。

　　在认识论层面，“竹式外交”的理论源泉决定了其认识论路径具有天然的低敏感与非对抗的底色。这与西方主流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在战争与对抗的极端场景中淬炼出的冲突性、零和性预设截然不同。更关键的是，“竹式外交”开创了“过程导向”的分析视角：强调“过程导向的互动模式”“共生包容的地区秩序观”“灵活变通的实践观”，共同将理论焦点从静态制度安排或最终结果的“是什么”，转向动态演进中的“如何生成”。

　　在方法论层面，对“竹式外交”进行的理论化提炼本身即是一场具有价值的方法论实验。理解越南的辩证思维、马来西亚的灵活适应、泰国的缓冲传统及东盟的独立自主，离不开对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分析与解读。这强有力地论证了历史文化分析路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是对西方理论中过度依赖物质变量、理性选择模型和普世主义预设的方法论偏好的重要纠偏。它要求研究者深入地方性知识，尊重多元文明背景，以更贴近实践的方式理解非西方行为体的逻辑，可被视为非西方学界为国际关系理论界的方法论转向作出的重要贡献。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