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对于网络主播田野调查始于2020年初，彼时的初衷大多是基于一种人类学研究者本能的好奇——为何一个价值千元的虚拟礼物会在冲动之下被轻易送出，主播为观众提供的价值又应该如何描述？笔者在五个主播的直播间里一共做了12个月的“场控”，负责协助主播维护直播间的秩序；笔者的合作者王怡霖老师则选择成为主播。我们相信，人类学的经典田野点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群岛与秀场直播的虚拟房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笔者和王怡霖老师的田野工作断断续续持续了三四年，从直播间到线下公会，再到长沙和重庆的直播街，小到美颜技术，大到田野方法，关注的议题也从关系劳动逐渐扩展，但大致都是从微观的细节出发进行深描。一个隐约的目标贯穿着研究的过程：平台经济犹如一艘壮观的巨轮，田野工作的价值，并不在于赞美它的壮观，而在于探入这艘巨轮内部，触摸每一颗齿轮的节奏与压力。2024年6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增设网络主播为“新职业”，这标志着网络主播在国家正式确立的职业分类中拥有了一席之地。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田野工作逐渐从微观的爬梳中抬起头来，找到了更为清晰而宏观的社会价值：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一分子，网络主播面对着怎样的挑战，又如何走向成熟？

　　反观当下，对于网络主播的研究，大致可以被归入以下几条线索。

　　第一是将网络主播视为劳动问题。其中，有研究关注秀场主播在舆论之下面临的职业污名，也有研究关注主播高强度劳动之下承受的“不稳定性”。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聚焦算法如何在这一过程中重构了秀场主播的劳动过程，如通过数据可视化、实时排名和打赏机制，形成算法规训与自主策略的动态博弈。

　　第二是将网络主播视为性别问题。在秀场直播领域，一直以来，女性都是位于前台最重要的劳动者。因此，女性主播的劳动实践被传播学者叶蓁等人称为“性别化的关系劳动”（gendered relational labour），常常与“凝视”“剥削”等词联系在一起。女主播的工作也被视为一种典型的性别化表演。当然，最近两年，对于男性主播的专门研究也开始出现，将江湖意识形态融入观察的视野中。

　　第三是将网络主播视为组织问题。中英文文献中出现了大量关于MCN（多频道网络，Multi-Channel Network）机构的研究，但大部分都仅仅是浮于表面的分类。当然，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潘莹将中国本土直播机构与“拟制的家”这一概念相连接，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想象力。

　　既有研究图景展示了多学科相互合作共融的趋势，但同时，也有一些被遮蔽的盲点仍旧值得重视，我们可以姑且将这些盲点称为“连通性问题”。换言之，我们关注主播的时候，关注的一定不只是主播本身可以套入的研究议题，而是要进一步将主播放置在更宏大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中。概括而言，笔者认为研究者或许可以将主播作为锚点，横向和纵向地加以延伸，实现更为全景式的理论潜力。

　　一方面是以主播为起点，横向展开，对平台经济中的新就业群体形成整体性的理解。举例来讲，笔者此前研究发现，直播的公会与外卖平台中的第三方合同商之间形成了类比。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作为平台经济的中介，完成了平台与劳动力之间的连接。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新就业群体身处的法律关系和劳动形式。同理，直播公会与MCN之间的类比，同样可能提供启示。将主播、网红、外卖员等一系列劳动者放入“新就业群体”的框架之中进行横向对比，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然而，目前的研究大部分仍旧“各自为战”，难免陷入过于细碎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以主播为终点，纵向展开，向前梳理历史的参照坐标。与网络主播相关研究的火热现状相比，对于这一职业群体的历史梳理却反而持续空白。例如，对于主播的理解需要回到2006年左右语音实时在线聊天软件的出现；对于直播公会和MCN的理解需要从2010年前后活跃的配音团体“YY家族”谈起。追溯的目的是将直播作为一个“中国问题”对待，试图从现代化的脉络中理解这一群体的“中国性”和“东亚性”，由此可以回答一个重要但仍未被关注的问题：娱乐直播为何会在中国和东亚社会尤其兴盛？对此，一个现实的困难是相关的历史纪录十分稀缺，通过从业者口述史的方式“拯救”这些历史碎片便显得更为重要。

　　直播产业的田野调查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体察这一社会群体的机会。不过，当研究逐渐深入之后，这些微观的体察逐渐展现出局限性。近年相关研究反映出整个研究领域不断生产“细枝末节”的经验性证据，而对于整个研究图景的扩展却更为艰难和迫切。当我们试图理解主播的时候，我们试图理解的是什么？答案一定不仅仅是主播的个体命运。我们既需要记录某种职业视角的“切片”，更应该与其他的切片并置，从一个更广阔的维度出发，提供一个时代的“速写”。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